“谁能英勇无畏，挺身而出，只有咱们的彭大将军”，这是毛主席夸赞彭德怀时所吟的诗句。

在打仗这方面，彭德怀是个让敌人一听名字就吓得不行的大元帅，他亲自带着部队打了一仗又一仗，赢了一次又一次。

彭德怀在日常生活中是个急性子，性格挺冲。在开国的元帅和大将里头，有那么三位，因为想法不一样，跟彭德怀有过不合，闹过别扭。

【当大将军遇上了“当代孙武”】

在那些大元帅里头，他们大多自己动手搞过革命老区的建设，还自个儿拉起过一支队伍。

军队里的人，一部分是赤卫队和农民，另一部分呢，就是之前跟着国民党军阀，但后来起义的老兵。

这么看，好像各有各的地盘，只要它们互不干涉，就不会有啥冲突。

但是，一到苏区，情况就彻底变了样，就算心里再怎么不乐意碰面，也得硬着头皮见，工作上更是躲不开得打交道。

这种冲突的出现是自然而然的，就像苏区那时候，刘伯承和彭德怀两人也曾有过不同意见，争得不可开交。

1933年2月那会儿，苏区的情况挺紧张的，“招募红军”这事儿火烧眉毛了，里面权力斗争也是愈演愈烈。

宁都会议落幕，苏区奠基者毛泽东却遭遇解职风波，不再掌舵红军日常运作。随后，刘伯承接棒，成为新任红军总参谋长。

刘伯承，老家在四川，他信奉马列主义，因此被大家看作是出色的军事苗子。就这样，他远赴重洋，跑到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去学习深造。在苏区，他是唯一一个在国外镀过金的“正规军出身”的军事人员。

回国后，我直接就到了苏区。因为有在苏联学习的经历，那些政治上亲苏的人就把我当成了自家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军事方面啥也不懂，急需像我从苏俄回来的刘伯承帮忙，把他当成军事上的靠山，好跟那些本土派的“土八路”马列主义对着干。

之前，在军事会议的讨论中，大家对于毛泽东是留下还是离开这件事，争论得不可开交。

彭德怀，一个土生土长的人，他没进过那些顶尖的军事学院，但他坚持认为毛泽东应该继续留在前线，帮忙一起指挥打仗。

博古和张闻天表达了不同看法，到了投票环节，刘伯承在选择立场时站到了博古这边。

除了投票表明立场，刘伯承还亲自撰写文章，对彭德怀主张的“游击主义”战术进行了批评。他说，这种战术就像是害怕打正规战、歼灭战，让人感觉还没开打就先怵了。

彭德怀看了那篇文章，火冒三丈，心里头那个气啊，直接就上来了。他很不高兴地嘀咕：“刘伯承这家伙，意思是咱那几亩地早没了。怎么别人就不行，偏偏他就觉得可以呢？”

101也站在彭德怀这边，说道：“咱们游击战以前不是挺厉害嘛，还打赢过国民党。现在要打正规战，咱有啥优势？就让刘伯承一个人去搞定算了。”

1933年2月4号，苏区中央局给红军下了命令，让他们抢先动手。彭德怀带着自己的部队，去攻打大川那边的重要位置——南丰。

南丰这地方，守起来轻松，攻起来可就难了。红军的第三师，满打满算也就两千号人，可他们得跟国民党军的第八师，人数快上万了，硬碰硬。而且，他们还没占到啥好地势。就这么一会儿工夫，红军牺牲和受伤的人特别多。

彭德怀接到了第三师的紧急消息，说到处都是受了重伤的红军弟兄。

性子急躁的彭德怀直接说了：“照这样打，咱们三军团的老本都要赔进去了。什么正规战，什么主动出击？都是刘伯承在那乱出主意。”

其实吧，刘伯承参谋长心里也不太乐意去打南丰，他只是对博古他们制定的计划稍微动了动手脚。

另一边，彭德怀对实际情况还不清楚，以为所有的事儿都是刘伯承一个人搞的。

之后，刘伯承意识到自己对“游击战”的看法可能过于苛刻，就亲自去找毛泽东请教了一番。

1934年5月10号那天，刘伯承写了篇文章，名叫《游击战当前得搞明白的事儿》。在这篇文章里，他之前的一些看法变了，他觉得应该直接钻到敌人后方去，用这种方法来打破他们的“围剿”。

很可惜，彭德怀心里一直放不下过去的事情，结果他们俩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

百团大战那会儿，关家垴一战里，他俩意见又不合了，结果八路军损失挺大。彭德怀当时火大得，差点就要说：“把刘伯承师长的位子给撤了”。

完事儿以后，刘伯承在晋冀鲁豫地区的军队聊天会上，给大家讲了讲《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当前情况》。

这份报告是讲事实，不针对个人，它赞扬了百团大战所获得的战果，同时也直接点出了存在的问题。刘伯承觉得，在百团大战前后，我们可能过于看重正规军的作用，过早地让人知道了我们军队的真实水平。

大家都知道，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结果有些人就开始嚼舌根，说刘伯承跟彭德怀不对付，到处传些风言风语。

彭德怀本来就不擅长政治，关家垴战役时他对刘伯承就有了意见。这份报告一出炉，他们俩的关系就更僵了。

建国初期，到了1958年那会儿，在军委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彭德怀挑头搞了个讨论，主题就是“打破教条主义”。

彭德怀在会议上做了收尾讲话，把问题提升到了两种军事策略对抗的层面。

会上，大家也对管着全军学校事务和训练事务的头儿刘伯承提出了不正确的指责。

从那以后，刘伯承就很少再参与前线的工作了，身体一直不太好的他，基本上算是过上了隐居田园的日子。

【我又不是他的通讯员】

在高级将领里，跟彭德怀关系不太对付的主要是被称为“打仗高手”的粟裕。

刚开始，粟裕地位不高，说话没啥分量，跟彭德怀压根没啥交集的机会。

他俩不在同一个部队，也不是领导和下属，所以当然不会有啥冲突。

在苏区那时候，彭德怀已经是个大官了，是军团的领头人，级别相当高。而粟裕呢，还只是师长、参谋长这些位置。所以他们俩平时能碰面的机会并不多，也没啥交流。

粟裕的名声在抗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和解放战争那会儿特别响亮，尤其是解放战争期间，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毛泽东还特别看重他，坚持让粟裕全面负责对台湾的军事行动。

朝鲜战争一打响，中央军委就立马拍板，要建个东北边防军。

一开始考虑领军统帅的时候，我们并没有直接想到101，而是先想到了粟裕。

这事儿吧，跟后来传开来的那些故事完全不同。

挺遗憾的，粟裕身体里那颗子弹老是不定时地闹腾。

粟裕现在身体状况不太好，短时间内没法再领导大军打仗了。

粟裕因为觉得自己担不起这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挺对不住他的。毛泽东收到信后也挺为难，就回信让粟裕好好养病，等病全好了再说。

战场形势变化飞快，粟裕去不了朝鲜，军委就把注意力放到了101身上。

101知道不能打没把握的仗，所以紧急时刻，彭德怀被委以重任，带着队伍去了朝鲜。

说到重要的事儿，粟裕和彭德怀两位大将，在那次选入朝统帅的事情上，算是有了第一次不直接的打交道。

朝鲜战争打完了，咱们的志愿军战士们回到了自己的国家。

到了1954年那会儿，粟裕已经被提拔为军委的总参谋长了。

一年后，因为要对台湾采取行动，粟裕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中央军委能调拨部分空军到福建支援。不过，这个提议被彭德怀给指出了问题。

彭德怀之所以心生不满，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军事部门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

那时候，彭德怀担任着国防部长的职务，他心里琢磨着，要是粟裕能早点跟国防部通个气，然后再跟军委报告，那就更好了。

粟裕当时没料到这一点，事后他还专门给毛主席写了份反思报告。

实际上，在那份报告里头，粟裕为了体现出对彭德怀的敬重，特意在结尾的地方提了一下，说是“麻烦转交给毛主席”。

彭德怀火了，他嚷道：“我又不是专门给他送信的，为啥要我来交这个报告啊。”

1958年，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大会上，粟裕被安上了“搞个人主义”的罪名，接着他的总参谋长职位就没了，被调去了军事科学院工作。

之后，彭德怀挨了批评，有人就想让粟裕趁机踩他一脚，但粟裕很豁达地说：“彭德怀挨批的时候，我不想拿自己的事儿去添乱。”

【军阀问题生嫌隙】

最后跟彭德怀吵起来的，是贺龙元帅本人。贺龙和彭德怀脾气大不相同，这辈子经历风风雨雨，他们之间也闹过一些小矛盾。

贺龙是从老式的军队里走出来的，他在江湖上的地位相当高，有着一声令下众人响应的威望。

南昌那次起义没能成功，贺龙就回到了他的老家湘西。到了那儿，他又拉起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后来慢慢变大，最后变成了红二方面军。

彭德怀主要负责发起了平江起义，这次起义后来发展成了红三军团。

到了陕北后，红军开始重新整顿编制，这时候彭德怀的职位比贺龙高了，他心里自然有点高兴，就说了这么一句：“咱们党的军队啊，要说真正成型，那可不是八一南昌起义那会儿，得算是秋收暴动。”

这种说法虽然更接近真相，但搞不好会让贺龙心生不快，毕竟南昌起义部队里，贺龙可是头号人物。等到新中国成立后，每到八一这天，贺龙都特别上心，他会发表讲话，一起回忆那段历史。

1958年那会儿，贺龙在《解放军报》上写了篇文章，叫《南昌起义和我们军队的发展》。他在里头特别强调了南昌起义的重要性，说这事儿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

彭德怀对此并不太买账。在6月7日的一次聚会上，他直接说道：“我其实也没啥老本可吃，既不是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也不是秋收暴动的一份子。要是比党龄、军龄，我可都比不上人家。我以前也在军阀部队混过，这有啥大不了的？”

说话的人可能没在意，但听的人却放在了心上。那些在南昌起义中待过，或者在军阀队伍里干过的老同志，心里多多少少都会有点不痛快。

还有啊，在搞肃反那会儿，贺龙和彭德怀之间也闹过别扭，这事儿主要跟一个名叫段德昌的人有关。段德昌是彭德怀入党的领路人，彭德怀对他特别敬重。

一说起段德昌，彭德怀总是满心感谢。

真可惜啊，1933年的时候，段德昌在湘西的一次内部整顿中牺牲了，那时候他才29岁。

那时候，肃反运动搞得挺狠，贺龙虽然拼尽全力救下了不少人，但他一个人力量小，实在顾不过来，也没空管段德昌的事儿。

1961年4月20号那天，有人跟贺龙聊起天来，问道：“要是当时跟夏曦斗得更狠点儿，像段德昌那样的头儿，是不是就能幸免于难了？”

贺龙直截了当地回应：“这有点难办，我刚入党不久，说到底，还是得听夏曦的。”

夏曦打算要处决段德昌时，贺龙站出来极力反对，他跟夏曦讲：“我坚决不赞成，你们总得给我留个军事帮手吧。贺锦斋走了之后，段德昌就是最懂军事的那一个了。”

不过段德昌最终还是没能救下来，这事儿成了贺龙心里的一大憾事。

总的来说，贺龙和彭德怀的关系还是挺好的，他们俩在打仗的方法和该走的路线上，都没怎么红过脸、吵过架。

彭德怀不忙了以后，心里还是老想着贺龙，打算把一把猎枪赠给他，就是彭德怀常叫的那个“贺胡子”。

在解放战争那会儿，彭德怀带着“一野”部队，可他和贺龙的老战友廖汉生、贺炳炎之间，关系却不太对劲儿。

贺龙依然努力站在中间协调各方，确保整体稳定，这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举动。

【结语：】

大将军这辈子性格直率，有啥说啥，从不藏着掖着。好在刘伯承、粟裕两人性格比较平和，这才没闹出更大的乱子。

说到贺龙，他可真是个直性子的人，跟彭德怀那是不打一架不相识，但只要把事儿说明白了，俩人反而能更痛快地聊天。

参考材料

《贺龙与彭德怀的往事纠葛》在历史的长河里，贺龙和彭德怀两位大将的故事，总是被后人津津乐道。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戏剧，充满了传奇色彩。贺龙，一位英勇善战的将领，他的威名在战场上响彻云霄。而彭德怀，同样是一位铁血军人，他的军事才能和领导能力备受赞誉。两人虽然性格迥异，但都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英雄之间也并非总是和睦相处。贺龙和彭德怀之间，就曾因为一些误会和分歧而产生过矛盾。这些矛盾，有的源于战场上的策略之争，有的则是因为个人性格和处事方式的不同。但无论如何，他们都是为中国革命奋斗过的战友。在共同的目标面前，他们选择了放下个人恩怨，携手并肩作战。这种为了大局而暂时搁置争议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和传承。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曾经的恩怨纠葛也逐渐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如今，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更应该的是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贡献和牺牲，而不是过分纠结于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贺龙和彭德怀的故事，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一段佳话。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虽然复杂多变，但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他们更加坚韧不拔的性格和更加坚定的革命信念。

《彭德怀与1958年对抗教条主义的往事》军事往事回顾1998年某军事杂志第5期内容1958年那会儿，彭德怀站了出来，带头跟教条主义较上了劲。那时候，军队里有些人太迷信书本上的那一套，不知道变通。彭大将军可不吃这一套，他觉得打仗这事儿，得根据实际情况来，不能光啃书本。于是，他就开始在军队里提倡实际出发，反对那些死板的教条。这一提倡，可就在军队里炸开了锅。有些人支持他，觉得他说得在理；但也有些人不乐意了，觉得这是挑战权威，是捣乱。不过，彭德怀可不怕这些，他坚持自己的观点，跟那些教条主义者斗智斗勇。这场斗争挺激烈的，但最终还是彭大将军赢了。他让大家都明白了，打仗不是背书，得灵活运用战略战术，才能打胜仗。从那以后，军队里的风气也慢慢变了，大家开始更注重实际情况，不再那么迷信书本了。